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物之一。根据历史记载，他曾积极参与南昌起义，并且在鄂豫皖苏区根据地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战爆发后，他选择了转投国民党阵营。而他的弟弟张国庶，同样是一位早期革命家，出生于江西萍乡，担任过中共江西省委书记。1930年，由于叛徒的告密，这位年仅26岁的年轻革命者英勇就义，成为革命历史上的一段悲壮篇章。
张国庶生于1905年，比哥哥小了八岁，成长于江西萍乡。1922年，年仅17岁的他进入萍乡中学读书。那时，安源路矿发生了轰动全国的大罢工，约有1.7万名工人在李立三等人的领导下，提出了工人应享有的17项保障条件。经过全国人民的广泛声援和同情，路矿领导终于同意了工人的合理诉求。张国庶和他的同学们热情参与了声援行动，同时，哥哥还寄来了许多革命书籍，这些都成为他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契机。
在此期间，张国庶结识了孔原——同为萍乡中学的校友。尽管两人出身背景迥异，孔原的家庭条件较为贫困，父亲是一位理发匠，社会地位低微，且从小目睹安源煤矿工人的艰苦生活，内心充满了反抗的火焰。孔原的姑父是煤矿工人，年少时常随其到矿区，亲眼见证工人的困境。安源路矿大罢工之后，孔原深受工人俱乐部的宣传影响，与张国庶一同投身革命，二人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后来，按照组织安排，张国庶和孔原共同创建了互助社，积极走上街头宣传革命理念，分发传单，号召更多青年学子加入革命行列。由于两人在工作中表现突出，经过上级介绍，双双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于次年光荣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展开剩余72%1925年9月，汉治萍公司总经理与军阀勾结，封锁了上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并逮捕了副主任黄静源，同时开除大批工人。对此，张国庶等人组织全校学生罢课示威，表达抗议。他还将家中为读书准备的钱全数捐给被捕工人的家属，并秘密接应安源工人运动的骨干。随后两人远赴源南，与北伐军建立联系，并回到萍乡，成立了国民党萍乡县党部，孔原和张国庶双双当选为县党部常务委员。
1927年初，张国庶被中共湖南省委推荐，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孔原则被组织派往武汉购买武器。然而，因“六·五”事变，萍乡的群众组织被彻底摧毁，许多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成员遭到镇压，孔原不得不留在南昌，随后参加了南昌起义。
张国庶在苏联学习了两年多，期间聆听了斯大林的重要报告，掌握了大量政治理论和革命知识。回国后，为了适应复杂的革命环境，他化名周之德，成为上海各区的巡视员，并与上海某纱厂的女工晏碧芳结为夫妻。
1928年1月，一批外国巡捕突然闯入他们的秘密联络点，当时张国庶夫妇就在现场。张国庶及时向中央汇报，并着手撤销该接头机构。后来发现，刚从莫斯科大学回国的王明也曾参与工人联合会议，恰巧就在此处。为了脱身，王明让巡捕去其家中搜查，幸好敌人未识破其身份。事后，王明因此事受到了组织的严厉批评。
不久后，江西省委被叛徒出卖，虽有部分工作人员成功脱险，张国庶被推举为新的江西省委书记，肩负起重建党组织的重任。中央下达指令，要求他领导江西党组织发动农民暴动，配合红军主力进攻赣州、九江等地。
在张国庶的带领下，江西地区的革命斗争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也引起了国民党高层的高度警觉。1930年5月，由于叛徒出卖，张国庶及50余名同志被捕。敌人得知张国庶身份特殊，既是张国焘的弟弟，又是江西省委书记，试图用软硬兼施的手段逼供，探听共产党在江西的活动情况。尽管遭受残酷拷打，张国庶坚贞不屈，最终敌人无奈将他和妻子秘密杀害。
直到1984年，负责萍乡革命烈士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到北京请示中顾委委员孔原审查陈列大纲时，发现张国庶的名字竟然未被列入烈士名单。孔原对此感到震惊，询问原因时，得到的答复竟是“他不是革命烈士”。
张国庶为革命英勇牺牲，却长达56年未被正式认定为烈士。工作人员给出的解释是两点：一是他是张国焘的弟弟，二是他存在叛变行为。对此，老同学孔原深感不满，查阅大量资料后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他指出，尽管张国焘有问题，但不应连累其弟张国庶。组织清楚张国庶是在江西被捕牺牲的，没有叛变党组织的行为。所谓叛党材料多是敌人伪造，漏洞百出，不可信。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革命者使用化名，家乡群众无法找到张国庶牺牲的确凿证据。材料中还称他有“脱党声明”，但该声明存在年代错误——1924年萍乡只有青年团，1925年党组织才成立，且张国庶直到1927年才被派往苏联留学。因此，这些指控根本站不住脚。
历史终究不会被扭曲遗忘，张国庶和妻子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党的优秀儿女。最终，在杨尚昆、孔原、程子华等老同志的支持下，1986年11月，经政府批准，张国庶夫妇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得以名正言顺地被历史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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